第二九二章 华国辛德勒
第二天一早,楚言夫妇就和斯皮尔伯格一起,搭乘商务私人飞机飞往了旧金山。
其实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,大约是800公里左右,如果不赶时间的话,完全可以选择乘坐每天一趟的观光火车前往,沿着两地之间的一号公路自驾,也是不少旅行者所热衷的选择。
只是无奈斯皮尔伯格是位大忙人,而美利坚发达的通航产业,恰好能够满足这些大忙人的需求。
当天中午不到,一行人就已经来到了何老先生家的住所门前,因为早就跟楚言约好了时间,何老先生专门把他的子女也叫回了家中,何老先生的儿子,如今在匹兹堡大学担任教授,女儿则是一位新闻工作者。
尽管已经提前接到了楚言的电话通知,但当老先生的一对儿女,在家门口见到楚言和斯皮尔伯格并肩而入时,还是感到一阵惊讶,特别是斯皮尔伯格这位大导演,可是相当难得一见。
何峰山先生,今年虽然已是90高龄,精神却依然矍铄,只是由于身体的原因,行动有些不便,在请楚言等人在客厅的沙发坐下后,大家便放松地聊了起来。
楚言作为这次事情的发起者,自然需要先出来说明一下情况,“何老,今日冒昧登门,打扰了!只是,这次斯皮尔伯格先生筹备中的这部电影,主题就是那段特殊时期,欧洲犹太人的悲惨遭遇,特别是其中一位,在华沙经商的辛德勒先生的事迹,而晚辈在魔都考察期间,偶然得知了您的事迹,经过跟斯皮尔伯格先生的商议,我们很希望,将您的事迹也融入电影之中,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,加深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意和交流,不知您意下如何?”
何老先生不愧是三十几岁就在欧洲独当一面的接触外交家,不但思维灵敏,表达能力也依然相当出色,
“楚言小友,你在之前的电话沟通中,已经说得很清楚了,我本人对此举双手赞成,完全没有意见,虽然我认为自己当年做的那些事情,换成任何一个普通的华国人,在力所能及之下都会做的,但是如果能够借此,加深华国人民与犹太人民之间的情谊,那我义不容辞。”
憋了一路的斯皮尔伯格,终于也忍不住开口道:“何先生,您应该知道,我们全世界的犹太人后裔,对于当年在困境中,给予过犹太人帮助的义士们,都是相当感恩的,为了能够尽量真实地还原当年的情况,能否请您具体跟我们说说呢?如今我们能搜集到的历史资料,毕竟很有限,要是您能说得越具体,那就越好了,谢谢。”
楚言也点头表示赞同,虽然他在魔都已经搜集到了一些资料,但当年的亲历者毕竟不多,这也是他今天,来拜访何先生的主要目的之一。
何老先生没说话,只是微微颔首,随即整个人就靠在了沙发上,眼神也有些迷离起来,仿佛陷入了回忆之中。
1926年,何峰山先生考取了慕尼黑大学的公费留学生,在慕尼黑市生活了6年时间,直至1932年,他以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从学校毕业,从他第一天出国来到日耳曼,便与欧洲这块土地结了缘。
毕业之后,何老先生便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,返回了华国,几经辗转之下,最终进入了外交部门工作,1937年,由于对欧洲比较熟悉,且是日耳曼语特长,他被任命为华国驻维也纳公使馆一等秘书。
转眼到了1938年,日耳曼正式吞并了奥匈,而笼罩在欧洲大陆之上的排犹阴云也愈发浓烈,特别是处于日耳曼直接统治区域的犹太人,几乎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。
恰逢此时,华国从欧洲撤回了大批外交人员,何老先生也被任命为驻维也纳总领事,拥有了直接签发华国签证的权利。
由于nc分子大肆煽动反犹狂潮,许多犹太人店铺被捣毁,大批犹太人被送入了集中营。
面对灭顶之灾,众多定居于欧洲的犹太人决计出走,希望借此躲避nc的魔爪。但是在当时,取得一张出国签证,简直难若登天。
奥匈当时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,而nc正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,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,只要能离开奥匈就可以释放,赶不走的,则在集中营里被成批屠杀。
因此,对当地的犹太人来说,离开就是生存,不能离开就意味着死亡。于是,犹太人纷纷想方设法逃离此地。
然而,要离开,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,求生的欲望,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,每天奔走于各国领事馆之间,但大都无功而返。
1938年7月13日,在法兰西的埃维昂,召开了讨论犹太难民问题国际会议,与会32个国家都强调种种困难,相继对犹太人签证亮起了红灯,拒绝伸出援手。
于是,素有世界自由港之称的华国魔都,成为各国犹太人首选目的地。维也纳总领事馆,就成了犹太人获取“生死签证”的最后希望。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此时的魔都,虽然在扶桑军的放纵政策下,不需要任何证件就可以入境,但是对奥匈境内的犹太人来说,如果没有华国所签发的签证,就没有离开奥匈国土的资格,所以,华国签证仍然是所有犹太人的救命稻草。
而楚言在魔都的时候,就从高德斯先生那里听说过,当年才17岁的他,就在维也纳跑遍了近50个国家的总领馆,却一无所获,当时的华国总领馆,已经是他最后的希望了。
幸运的是,华国总领馆和何峰山先生,没有让当时已经近乎陷入绝望的高德斯失望,他很快就从何先生那里,拿到了全家人所需要的20份华国签证,这才让全家人得以逃离欧洲,避免了被屠杀于集中营中的厄运。
当何老先生一边回忆,一边讲述到这里,就连他老人家的儿女,都被很多之前没听说过的细节震惊了,老先生的女儿忍不住开口问道:“父亲,您一向与人为善,我们都是知道的,但是在当年那种情况下,您这样跟nc政府对着干,就不怕他们找您的麻烦吗?”
何老先生闻言笑了笑,“怕他个球,怕就不找麻烦了吗?后来他们说总领事馆的房子,是犹太人的财产,没收了房子。我就自己掏腰包,把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很小的房子里,继续发签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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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,大约是800公里左右,如果不赶时间的话,完全可以选择乘坐每天一趟的观光火车前往,沿着两地之间的一号公路自驾,也是不少旅行者所热衷的选择。
只是无奈斯皮尔伯格是位大忙人,而美利坚发达的通航产业,恰好能够满足这些大忙人的需求。
当天中午不到,一行人就已经来到了何老先生家的住所门前,因为早就跟楚言约好了时间,何老先生专门把他的子女也叫回了家中,何老先生的儿子,如今在匹兹堡大学担任教授,女儿则是一位新闻工作者。
尽管已经提前接到了楚言的电话通知,但当老先生的一对儿女,在家门口见到楚言和斯皮尔伯格并肩而入时,还是感到一阵惊讶,特别是斯皮尔伯格这位大导演,可是相当难得一见。
何峰山先生,今年虽然已是90高龄,精神却依然矍铄,只是由于身体的原因,行动有些不便,在请楚言等人在客厅的沙发坐下后,大家便放松地聊了起来。
楚言作为这次事情的发起者,自然需要先出来说明一下情况,“何老,今日冒昧登门,打扰了!只是,这次斯皮尔伯格先生筹备中的这部电影,主题就是那段特殊时期,欧洲犹太人的悲惨遭遇,特别是其中一位,在华沙经商的辛德勒先生的事迹,而晚辈在魔都考察期间,偶然得知了您的事迹,经过跟斯皮尔伯格先生的商议,我们很希望,将您的事迹也融入电影之中,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,加深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意和交流,不知您意下如何?”
何老先生不愧是三十几岁就在欧洲独当一面的接触外交家,不但思维灵敏,表达能力也依然相当出色,
“楚言小友,你在之前的电话沟通中,已经说得很清楚了,我本人对此举双手赞成,完全没有意见,虽然我认为自己当年做的那些事情,换成任何一个普通的华国人,在力所能及之下都会做的,但是如果能够借此,加深华国人民与犹太人民之间的情谊,那我义不容辞。”
憋了一路的斯皮尔伯格,终于也忍不住开口道:“何先生,您应该知道,我们全世界的犹太人后裔,对于当年在困境中,给予过犹太人帮助的义士们,都是相当感恩的,为了能够尽量真实地还原当年的情况,能否请您具体跟我们说说呢?如今我们能搜集到的历史资料,毕竟很有限,要是您能说得越具体,那就越好了,谢谢。”
楚言也点头表示赞同,虽然他在魔都已经搜集到了一些资料,但当年的亲历者毕竟不多,这也是他今天,来拜访何先生的主要目的之一。
何老先生没说话,只是微微颔首,随即整个人就靠在了沙发上,眼神也有些迷离起来,仿佛陷入了回忆之中。
1926年,何峰山先生考取了慕尼黑大学的公费留学生,在慕尼黑市生活了6年时间,直至1932年,他以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从学校毕业,从他第一天出国来到日耳曼,便与欧洲这块土地结了缘。
毕业之后,何老先生便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,返回了华国,几经辗转之下,最终进入了外交部门工作,1937年,由于对欧洲比较熟悉,且是日耳曼语特长,他被任命为华国驻维也纳公使馆一等秘书。
转眼到了1938年,日耳曼正式吞并了奥匈,而笼罩在欧洲大陆之上的排犹阴云也愈发浓烈,特别是处于日耳曼直接统治区域的犹太人,几乎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。
恰逢此时,华国从欧洲撤回了大批外交人员,何老先生也被任命为驻维也纳总领事,拥有了直接签发华国签证的权利。
由于nc分子大肆煽动反犹狂潮,许多犹太人店铺被捣毁,大批犹太人被送入了集中营。
面对灭顶之灾,众多定居于欧洲的犹太人决计出走,希望借此躲避nc的魔爪。但是在当时,取得一张出国签证,简直难若登天。
奥匈当时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,而nc正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,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,只要能离开奥匈就可以释放,赶不走的,则在集中营里被成批屠杀。
因此,对当地的犹太人来说,离开就是生存,不能离开就意味着死亡。于是,犹太人纷纷想方设法逃离此地。
然而,要离开,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,求生的欲望,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,每天奔走于各国领事馆之间,但大都无功而返。
1938年7月13日,在法兰西的埃维昂,召开了讨论犹太难民问题国际会议,与会32个国家都强调种种困难,相继对犹太人签证亮起了红灯,拒绝伸出援手。
于是,素有世界自由港之称的华国魔都,成为各国犹太人首选目的地。维也纳总领事馆,就成了犹太人获取“生死签证”的最后希望。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此时的魔都,虽然在扶桑军的放纵政策下,不需要任何证件就可以入境,但是对奥匈境内的犹太人来说,如果没有华国所签发的签证,就没有离开奥匈国土的资格,所以,华国签证仍然是所有犹太人的救命稻草。
而楚言在魔都的时候,就从高德斯先生那里听说过,当年才17岁的他,就在维也纳跑遍了近50个国家的总领馆,却一无所获,当时的华国总领馆,已经是他最后的希望了。
幸运的是,华国总领馆和何峰山先生,没有让当时已经近乎陷入绝望的高德斯失望,他很快就从何先生那里,拿到了全家人所需要的20份华国签证,这才让全家人得以逃离欧洲,避免了被屠杀于集中营中的厄运。
当何老先生一边回忆,一边讲述到这里,就连他老人家的儿女,都被很多之前没听说过的细节震惊了,老先生的女儿忍不住开口问道:“父亲,您一向与人为善,我们都是知道的,但是在当年那种情况下,您这样跟nc政府对着干,就不怕他们找您的麻烦吗?”
何老先生闻言笑了笑,“怕他个球,怕就不找麻烦了吗?后来他们说总领事馆的房子,是犹太人的财产,没收了房子。我就自己掏腰包,把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很小的房子里,继续发签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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